徐菁菁
在过去40年里，防止儿童性侵的“美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梦魇仍未彻底远去。
消失的雅各布
美国明尼苏达州圣约瑟镇上，帕蒂·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门廊上的灯光日夜不停地亮了28年。帕蒂·威特琳希望它能够照亮儿子雅各布（Jacob E. Wetterling）的归途。
1989年11月4日，人们以站在一起连接纸链的方式呼吁警方尽快调查雅各布·威特琳一案
11岁的雅各布有一头棕色头发，一双蓝眼睛。他穿着橘色背心，红色曲棍球夹克，蓝色长裤，踩着一双耐克网球鞋。1989年10月22日晚上，雅各布和两位小伙伴骑着自行车到便利店里租一盒电影录像带，在回家的路上，一个蒙面男人拦住了三个孩子。他询问他们的年龄，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两个男孩向树林里跑去。他威胁说，他们胆敢回头，就会被子弹打死。
警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寻工作。当地企业募集了2.5万美元悬赏线索。不知名的明尼阿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10万美元作为奖赏。“如果你想要钱，”母亲帕蒂·威特琳通过媒体祈求那个带走儿子的男人，“我们能够弄到钱，不管是多少。”然而，没有电话、没有勒索。警方怀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惯犯带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响了一代家庭，它开启了美国关于儿童性虐待和绑架的新讨论，对性犯罪者实行登记的立法呼声从明尼苏达一直扩散到整个联邦。1994年，雅各布遭绑架5年后，美国颁布了《雅各布·威特琳侵害儿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记法令》（The Jacob Wetterl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Sexually Violent Offender Registration Act），这是美国在联邦层面上第一次立法确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记制度。它为各州的性犯罪者登记制度设置了最低标准，被要求登记的罪犯必须在释放后的短时间内亲自到当地警方报到并提供个人资料。曾经犯有针对儿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记时间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则必须终身登记。
1999年，10年过去了，警方调查了超过5万条线索，依然一无所获。帕蒂·威特琳通过媒体向儿子的绑架者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她问他，雅各布是否还和他在一起？她希望他能给雅各布做些好吃的。她说一家人希望得到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只有他能回答：这10年，雅各布到底发生了什么？
帕蒂·威特琳并不只是一名心碎的母亲，她从未坐以待毙。雅各布失踪的4个月后，她建立了非营利组织雅各布·威特琳基金会，致力于儿童安全教育。她写信给时任美国司法部部长阿尔伯特·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吁为性犯罪者登记制度立法，要求美国国会和司法部为立法的疏忽负责。2004年和2006年，帕蒂两次参选美国众议院议员。她从2013年起担任美国国家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中心主席，成为美国保护儿童领域的先锋人物。
20余年，没有忘记雅各布的并不只有帕蒂·威特琳。2010年，网络自由撰稿人乔伊·贝克（Joy Baker）对雅各布的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贝克的家距离圣约瑟镇不远，她重新访问那些案件的知情人，并大量搜集档案信息。她的调查从圣约瑟镇向更大范围扩展开来。2013年，乔伊·贝克在网络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个发现：1986年和1987年，佩恩斯维尔市（Paynesville）曾发生过6起男童性侵悬案。佩恩斯维尔距离圣约瑟30英里，同属于斯特恩斯县（Stearns County）。喬伊·贝克将其中两起案子的警方原始报告放到了帕蒂·威特琳面前。这是帕蒂第一次知道这些案子，她的第一反应是：“啊！”和雅各布一样，佩恩斯维尔市被侵犯的男孩们遭遇不幸的时间是在晚上，是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一样是骑着自行车，而犯罪分子同样是戴着面罩，有着低沉、粗哑的嗓音。
很快，乔伊·贝克发现了另一名受害人。贾里德·西契尔居住在距离圣约瑟10英里外的冷泉镇。1989年1月，12岁的西契尔被一名蒙面男子劫持。在遭遇性侵后，男子命令他逃跑：“别回头，不然我会一枪打死你。”1990年，一名叫丹尼·海因里希（Danny Heinrich）的男子成为西契尔一案的嫌疑人，然而案件最终因为缺乏证据不了了之。“他们（警方）把我带回了被袭击的位置，我在精神上完全崩溃了。他们想要我给出答案，可是我没办法给出。”多年后，已经是中年人的西契尔回忆说，“我的父母做了决定：生活必须向前。”
25年后，当乔伊·贝克找到贾里德·西契尔时，他决定不再沉默。西契尔接受媒体的采访，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谈论曾经的悲剧。他和乔伊·贝克一道拜访当年的受害者，说服他们出面要求重启调查。2014年，警方同意启动“悬案调查”（Cold Case Review）。幸运的是，DNA检测技术的进步提供了破解疑团的契机，警方重新从西契尔当年的一件运动衫上提取了DNA样本，和丹尼·海因里希当年受调查时留下的一根头发比对。答案是：两者相符。
2016年8月，丹尼·海因里希承认，是他在27年前劫持、性侵并杀害了雅各布·威特琳。他在静默的审判室里回忆，11岁的男孩当时问他：“我做错了什么吗？”根据海因里希的供述，2016年9月，整整27年后，警方在一处农场发现了一具遗骸。和遗骸在一块儿的，是那件红色夹克衫。一件体恤上写着“威特琳”。
丹尼·海因里希最终因持有大量儿童色情照片而获刑20年——贾里德的性侵案与雅各布的死亡案件都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但令人宽慰的是，根据明尼苏达州采用的“性犯罪者民事禁闭”（Civil Sex Offender Commitment），在服刑结束后，丹尼·海因里希会被交予社会机构进行隔离，终生不获自由。endprint
“如果雅各布能够重新站在家门口，我希望我能告诉他，为了找到他，我们所有人做出了一切的努力。”帕蒂·威特琳说。令她欣慰的是，近30年来，人们从未忘记雅各布，而她的基金会已经为近8万个有类似遭遇的家庭提供帮助。
根据美国联邦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的数据，2013年，每8分钟就会有一个美国儿童遭遇性侵。但这个令人心惊的数字亦包含着巨大的希望：雅各布遇难后，从1990年到2013年，美国儿童性侵案件的数量已经下降了64%。雅各布·威特琳一案恰如这一过程的缩影：家庭、社会、受害者、立法和司法，一切力量的集合才得以使一场漫长和艰难的较量，迈向正义获胜的终点。
房间里的大象
儿童虐待问题研究专家、新罕布什尔大学社会学教授戴维·芬克尔霍（David Finkelhor）认为，一个地区对性虐待问题的回应从落后到先进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关注不够，存在着忽略和某种程度的否定。第二阶段，即认识阶段，人们高度警觉。拥护团体倾向于强调这个问题的广泛性和严重后果，研究倾向于关注发生率和影响，通过运用常规模式和生动案例教育人们。第三阶段，人们开始着手解决问题。”而在美国，这一切转变的发生也并不久远。
1977年，美国儿科权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决定在美国儿科学会的会议上发表一篇讲话。1962年，坎普和布兰特·斯蒂尔（Brandt Steele）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了里程碑性质的研究《受虐儿童综合征》（The Battered Child Syndrome），阐述了虐童以致死亡的案例，建立了辨识受虐儿童综合征的医学和心理模型。而在此以前，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在法律上，虐待儿童都不是一个可被定义的“概念”。《受虐儿童综合征》的发表使得虐童正式成为可讨论的社会议题，并最终促成美国国会在1974年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The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简称CAPTA）。
亨利·坎普并不满足于这一成果。英文中有一句谚语——“房间里的大象”，指人们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坎普知道，尽管儿童虐待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但房间里依然还有一头“大象”。他决定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在1977年那次著名的讲话里，坎普指出，儿童性虐待是“儿科领域的隐秘问题和被忽视的领域”，号召儿科医生们在知识和情感上，向这“最后的禁忌”发起挑战。
在儿童保护领域，有多重原因导致性虐待成为“最后的禁忌”。它常常发生在家庭成员内部，因被视为家庭丑闻秘而不宣。而对儿童性侵犯的专业研究则一直困于陈旧的观念之中。美国犹他州大学法律教授约翰·梅耶斯（John E.B.Myers）指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涉及儿童性侵犯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都在重复四个主题：第一种观点，儿童本人应当为骚扰行为负责。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1953年，阿尔弗雷德·金赛在他著名的《女性性行为》一书中指出，四分之一的14岁以下的女性遭遇过露阴癖、被抚摸、乱伦等性行为，但他错误地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与亲属发生性行为）是因为儿童对这些性行为产生了兴趣，他们或多或少倾向于重复这些经历。”第二种常见的看法是归罪于母亲。这些母亲被描绘成性冷淡、充满敌意的形象，因此她们的丈夫不得不用其他方式寻求性满足。第三种观点是儿童性虐待很少发生。70年代以前，一个惯常被引用的数字是百万分之一。第四种观念则直接导致了人们的冷漠：许多研究都认为，性侵对儿童并不会产生什么害处。
年仅11岁遭性侵遇害的雅各布·威特琳
亨利·坎普对儿童性侵下宣战书时，这些“常识”正在被改变。1969年，美国人道协会（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儿童部门主任文森特·德·弗朗西斯（Vincent De Francis）完成了对儿童性侵的第一份经验调查。在对250个案例进行研究后，他认为，儿童性侵事件的实际发生数量很可能数倍于人们所关心的单纯的身体虐待。而且在他的研究中，三分之二的儿童都在情感上遭遇了巨大的伤害。10年后，戴维·芬克尔霍在1979年发表了引起轰动的《性侵受害儿童》（Sexually Victimized Children）一书。在对79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后，他明确指出，19.2%的女性和8.6%的男性都曾在儿童时期受到过性犯罪的侵害，这些侵害大多数来自家庭成员和熟人，而绝大多数人从未向当局检举过侵害行为。
戴维·芬克尔霍注意到，当专业领域的研究者致力于打破“常识”时，一场社会运动已经在发酵。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他观察到：美国全国的儿童保护工作者都反映，他们被一起又一起儿童性侵报告淹没了。1977年到1978年间，美国全国发行的杂志几乎都出现了儿童性侵事件的报道，而在10年前，这几乎是不会被人们谈论的话题。
和研究者们一道，另一股力量也已经在唤醒社会的道路上走了10年。
上世纪70年代初，强奸问题成为美国女性主义组织积极关注的议题。志愿者们大量出现在医院、警察局和法庭，帮助强奸案件受害者渡过难关。在她们的推动下，包括精神健康中心、大学在内的机构纷纷建立起强奸危机干预中心。这些遍布全国的干预中心很快就发现，事情超出了她们的预估。
“1972年，我在马里兰大学建立了一个强奸危机干预中心。”女性主义活动家、心理治疗师克里斯蒂·库尔图瓦（Christine Courtois）回忆，“尽管这个中心的初衷是为刚刚遭遇过强奸的女性提供支持，但不久我们就接到另一类电话，这些女性遭遇的强奸都发生在很久以前，而且她们从未告诉任何人。其中一些人非常确切地指出，她们的侵犯者并非陌生人，而是熟悉的男性甚至是家庭成员……我们不知道如何帮助她们……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应付另一种意义上的强奸，比起我們惯常知道的那些，它更是一种禁忌，也更难以被讨论和被治愈。”endprint
尽管整个社会和专业界都对儿童性侵缺乏认知，这些直面受害者的女性主义组织仍率先迈出了行动的第一步。1976年，“女性对抗强奸”组织（Women Against Rape，简称WAR）获得了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简称NIMH）的经费支持，得以在全国各地建立办公室，设置包括危机干预、社区教育、心理治疗等在内的一系列项目。一天，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WAR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一名教区学校的修女说，在她的学校里，一名二年级女童遭遇了强奸，情绪低迷，老师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询问：WAR是否能够到学校来，对整个班级说些什么？
这个电话促使WAR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儿童侵害防范项目”（Child Assault Prevention Project，简称CAP），率先在学校教育中推行防范儿童性侵的内容。从1976年开始，该组织在哥伦布市的全部小学开设针对家长、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坊。CAP项目的成员走进教室，告诉孩子们如何回应侵犯式的触摸，如何拒絕来自男性长辈、陌生和年龄更大的孩子的不恰当要求。孩子们在角色扮演游戏里练习说“不”，大声呼救，学习将情况告知成年人。
打破沉默
1981年，美国国家虐待和忽视儿童问题研究中心（NCCAN）主任道格拉斯·贝沙洛夫（Douglas Besharov）参加了第三届“国际虐待和忽视儿童大会”。他发现：“如果说有一个话题主宰了会议，那么它一定是儿童性虐待问题。”同一年，戴维·芬克尔霍从NCCAN拿到了一笔研究经费，得以支持他进行持续多年的儿童性侵犯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的相关专业领域，儿童性侵的广泛存在，及其将对儿童造成各种心理和行为障碍的看法已经取代旧有的观念，成为一种新的共识，但这种共识还远未成为一种公众的普遍认知和足以促成整个社会采取行动。WAR的“儿童侵害防范项目”常常在学校中受到抵制，一些家长抱怨，学校应当把这些事情留给家庭自己来解决。另一种情况更让人们感到如履薄冰。在一次学校工作坊的课程结束后，一名小女孩告诉工作人员，爸爸在夜里和她睡在一起。工作人员进一步询问，发现女孩和父亲都会赤裸下身。他们向儿童保护机构提供了这些信息，希望他们发起调查。然而很快，WAR就接到了女孩父亲律师的电话，这让工作人员退却了——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实质的证据。
美国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社会学教授南希·惠蒂尔（Nancy Whittier）发现，在整个80年代，美国在儿童性侵领域的最大进步并不发生在法律、儿童福利和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公众共识的逐渐形成。而就像贾里德·西契尔在雅各布·威特琳一案的告破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一样，推动这一社会思想转变的是一群勇敢的人们——那些性侵案件的受害者。
上世纪80年代初，安娜·埃里克森（Anne Marie Eriksson）在纽约市性侵犯顾问工作小组工作。“和那些成人性侵案件的幸存者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我越感到是时候了。”埃里克森曾经在儿童时期遭遇性侵，她决定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幸存者运动。埃里克森在工作接触到的医院和社会组织张贴布告，寻找那些愿意抱团取暖的受害者。1983年2月，国际乱伦幸存者资源网（Incest Survivors Resource Network International，简称ISRNI）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令埃里克森惊讶的是，出现在会议上的有她的同事：“我以前认为自己从不认识其他儿童性侵的受害者，我突然发现，我其实认识很多人。”
安娜·埃里克森的惊诧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尽管研究者们纷纷指出，儿童性侵害的受害者为数众多，但在80年代初，对于美国公众而言，这些沉默而隐形的个体几乎不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在媒体的报道中，专家、社会活动家和机构是主角。南希·惠蒂尔发现，整个70年代，只有一则媒体报道出现了受害者的叙述。安娜·埃里克森和她的同侪们已经不满足于抱团取暖，她们决定打破沉默。“我们很快就接到了大量媒体的电话，因为我们愿意以幸存者的身份被看到。我们有10个人愿意上电视，做广播节目。当纽约的媒体想知道一些故事时，他们知道应当联系我们。”1984年，电视剧《关于阿米莉娅的一些事》（Something About Amelia）在美国播出，由于情节涉及乱伦，在美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ISRNI的成员大量出现在媒体上，以他们的经历告诉公众，乱伦是对儿童的性侵犯行为，是一种犯罪。
ISRNI只是当时出现的众多受害者群体中的一个。1980年，在科罗拉多，黛安娜·卡尔森（Diana Carson）建立了“VOICE”（Victims of Incest Can Emerge）。一些受害者在全美发表巡回演讲，呼吁延长儿童性侵案件的诉讼期限，号召更多的受害者采取行动。
2017年3月28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召开保护年轻运动员免遭性侵听证会，多名曾遭性侵的运动员出席
一些人站了出来，就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80年代，美国媒体对儿童性侵的报道充满了令人热泪盈眶的故事，一次又一次震荡公众的内心。1982年，美国60年代最受欢迎的诗人、词作者、在嬉皮士一代中从者云集的罗德·麦昆（Rod Mckuen）在美国国家防范儿童虐待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公开宣布自己是儿童性侵的受害者，并跟随该委员会进行全国巡讲。1984年，在美国国家儿童性犯罪大会上，参议员宝拉·哈金斯（Paula Hawkins）呼吁对儿童性侵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改革，将儿童视为可信的证人，避免儿童受到二次伤害。“直到今天，我从未将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我的丈夫。”哈金斯当众讲述了自己被邻居侵犯，并遭遇了一场痛苦庭审的全部经历。endprint
“你的身上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吗？”她问会场上在座的所有人，“发生在我身上的只是他抱住我，并将他的手放进了我的裤子……一个月后我们就从那里搬走了。然而，我依然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迈过这个坎。法庭审讯时的恐惧感直到今天仍如影随形。每当我身处法庭中，我就会回想起在4岁半时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而法庭上的所有人看上去又是多么庞大。并且，那个男人回到了社区，继续他的生活。”
1986年11月10日，数百万美国人在收看当时全国日间最热门的电视节目——奥普拉·温弗利（Oprah Winfrey）的脱口秀，这期节目的主题是性侵受害者。就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奥普拉·温弗利揭开了自己的伤疤——9岁的时候，她曾被一名亲属强奸。“我曾经为此埋怨自己，”温弗利说，“我身边的一些人，他们肯定意识到了什么，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6年后，1992年9月4日周五夜晚，美国多个电视网联合播出了温弗利主持的电视纪录片《惊恐的沉默：曝光及结束儿童虐待》。纪录片里，大量儿童性侵案件的受害者、他们的家庭成员和罪犯出现在数百万美国人面前。节目播出后的4到5天时间里，设在好莱坞的援助机构“儿童救援”（Child Help）接到了超过20万个电话。
“到80年代末，儿童性侵案件的幸存者已经不再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感到自责……不再有那么多的耻辱或者孤独……”南希·惠蒂尔指出，“在80年代初，当一名幸存者出现在电视上时，她的面孔会被遮住，而10年之后，人们再也不需要这样做了。”
行动与反思
当防范儿童性侵成为社会共识，公众对儿童性侵犯罪抱以零容忍态度时，制度性建设就变得顺理成章。
雅各布的悲剧发生后，帕蒂·威特琳和她的支持者花费了5年的时间，促成美国国会通过《雅各布·威特琳侵害儿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记法令》。而在该法案通过的同一年，1994年7月29日，新泽西汉密尔顿的7岁女孩梅根·康卡（Megan Kanka）在家门口玩耍时，被邻居杰西·蒂曼德夸斯（Jesse Timmendequas）邀请到家中去看“小狗”。蒂曼德夸斯残忍地性侵并杀害了梅根·康卡。案件很快告破，令公众吃惊的是，蒂曼德夸斯曾两度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刑。和帕蒂·威特琳的选择类似，康卡夫妇和他们的支持者开始呼吁实施更为严格的性犯罪者登记制度。梅根·康卡失踪仅89天后，新泽西州长就签署了美国第一个“梅根法”——《犯罪登记与社区公告法》（The Registration and Communi Notification Laws，简称RCNL）。该法案强制居住在新泽西州内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记。对于那些对公众危害不大的罪犯，执法机关将通知学校和各社区组织;而对于那些危害较大的罪犯，执法机关不但要通知学校和社区组织，还要通知街道居民。另外，州政府将建立统一的资料库，将这些罪犯的姓名和住址等资料公之于众，民众可随时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查询。
初战告捷，梅根的父母继续在全国展开演讲和游说活动。这一次，仅仅两年后，1996年5月17日，克林顿总统就签署了联邦“梅根法”。很快，美国50个州都拥有了自己的“梅根法”。在华盛顿州，如果一名刑满释放的性罪犯乔迁新居，警察则会挨家挨户地打电话通知邻居罪犯的姓名和住址。在最严格的俄勒冈州，搬到俄勒冈州居住的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必须在家里窗户上张贴醒目的记号，以警告邻居自己的身份。
“梅根法”的批评者们指出，这一系列法律的快速出台充滿了政治迎合民意的意味。以新泽西州为例，法案的出台没有经过严格的听证程序，也没有坚实的研究证据做支撑，但这些质疑也客观上证明了公众共识的巨大推动作用。
1990年到2013年，美国儿童性侵案件的数量下降了64%。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一变化？
在过去的近30年时间里，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是立法的改变。自联邦“梅根法”出台后，美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立法频率陆续出台了数个与儿童性侵相关的法案，其中包括1996年的《帕姆·林彻尔性罪犯踪迹和身份识别法令》（The Pam Lychner Sex Offender Tracking and Identification Act），1997年的《雅各布·威特琳改善法令》（The Jacob Wetterling Improvements Act），2006年的《亚当·沃尔什儿童保护及安全法》（Adam Walsh Child Protection and Safety Act）等等。在各州的层面上，各种法律的出台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法案大都遵循一条一以贯之的立法思路：尽可能地减少性罪犯接近儿童、再次犯案的可能。一个例子从侧面说明了法网之紧：由于实行严格的性罪犯登记制度，人们很容易知晓自己的社区内是否居住着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员。自然而然地，出于恐惧，与性罪犯隔离的呼声越来越高。早在2006年，美国就有20个州和数百个地方制定了自己的居住限制规则（Residency Restrictions），详细规定登记在案的性罪犯必须在距离学校、日托中心、教堂等机构一定距离以外的区域活动。规定如此之苛刻，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迈阿密，登记在案的性罪犯只能在连接海滩和城市的朱丽亚塔特尔堤道（Julia Tuttle Causeway）的下面安家。
大量地抓捕、起诉犯罪者，并对他们采取严格的登记制度很可能具有显著的震慑效果，动摇了其他潜在儿童骚扰者的信心，使他们远离这类犯罪，但研究者们同时认为这些措施可能并没有公众想象中那么有效。
戴维·芬克尔霍指出，包括登记制度在内，司法系统的儿童性犯罪防范政策存在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它们往往建立在对性犯罪者错误的刻板印象之上。通过广为人知的雅各布·威特琳案和梅根·康卡案，人们往往认为：儿童性侵罪犯是一个具有恋童癖的成年男子;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犯罪冲动，会在公共场合“捕猎”儿童;他们极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犯案。但这并不代表儿童性侵案件的全貌。戴维·芬克尔霍指出，在美国，绝大多数儿童性侵罪犯并不是恋童癖，事实上，一半以上的受害者年龄超过12岁。多份统计数据显示，儿童性侵罪犯的再犯率低于其他犯罪行为。更重要的是，当人们将眼光聚焦到刚刚搬到社区里来的新邻居身上时，他们往往会忘记身边的危险：根据2000年美国司法统计办公室的数据，儿童性侵案件中，58.7%的罪犯是受害者家庭的熟人，34.2%的罪犯来自家庭内部，仅有7%的罪犯是真正的陌生人。endprint
这为一些研究提供了解释。一项针对美国10个州的研究显示，实行登记制度前后，有6个州的儿童性侵犯案件发生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3个州的犯罪率有所下降，而在规定最严格的州之一加利福尼亚，犯罪率反而显著上升。戴维·芬克尔霍指出，登记制度在90年代后期才在全美广泛实施，但美国的儿童性侵犯罪率那时已经开始进入下降区间。
全美模型
戴维·芬克尔霍更愿意用三个支柱来描绘减少儿童性侵的“全美模型”：积极的起诉、制止犯罪者犯罪和对犯罪者进行治疗;针对儿童的广泛的一级预防教育;广泛的公众教育和专业教育以促进案件的公开和积极检出。
针对儿童的广泛的一级预防教育始于80年代中期。1985年，美国国家虐待和忽视儿童问题研究中心（NCCAN）在儿童性侵项目上的经费从1100万美元猛增到了2700万美元，其中的大量资金被用于设置教育项目，这些项目覆盖全年龄段的学生，教育形式包括多媒体、剧场表演、社区展览等，学校、家长-老师组织、医院、社区精神健康中心和独立的非营利组织都被鼓励参与这些教育项目的设计和执行。
在今天的美国，针对儿童的一级预防教育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但其目标主要集中于几点：首先，它们帮助儿童认识和理解触犯边界的行为、不合适的触摸和接触——这些都是性犯罪者在真正实施侵害行为之前所可能采取的行动。同时，儿童还被教育如何去拒绝这些危险的接近和邀请，终止交流并召唤帮助。以一项被广泛采用的“谈谈抚摸项目”（Talking About Touching Programe）为例，教师要让孩子们明白什么样的抚摸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抚摸应该被拒绝，成人不能触摸身体的哪些隐私部位，一旦遭遇非法抚摸后，又应该如何去做？所有知识要通过情景还原、角色扮演等形式确保儿童理解并正确使用。一条具有代表性的情景模拟题目是：凯瑞上星期在她的朋友家住宿，朋友的哥哥走进卧室，把手伸到凯瑞的被子里，想抚摸凯瑞的私处，凯瑞大声说“不可以这样做”。朋友的哥哥停下了，但他告诉凯瑞，让凯瑞保守秘密，你认为凯瑞应该怎样做？
对于儿童预防教育的一些常见争论是，儿童自身有能力阻止性侵行为的发生吗？戴维·芬克尔霍认为，在儿童性侵案件中，部分罪犯具有高度的侵犯动机，他们会采用强制手段或者复杂的策略，很难被孩子们制止。但另一方面，大量的儿童性侵犯罪者，特别是年轻的性侵者、保姆等特殊身份的性侵者，他们很可能是一时起意，并且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焦虑，儿童还可能在公共場合，比如公交车上遭遇蓄意性侵的人员，在这两种情况下，儿童自身的警惕就变得极有价值，他们很可能通过坚决的拒绝和呼救使自己免受侵害。
儿童的一级预防教育还有另外两层重要意义：接受过合适教育的儿童一旦遭遇侵害，能够及时向成人报告这一情况，避免持续侵害的产生;而由于他们对性侵行为有一定认识，并不会将这一遭遇视为自己的错误，也有利于减少他们所遭受的心理伤害。芬克尔霍在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992年，在已知的儿童性侵案中，25%的案件是由儿童自身汇报的，而在2008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50%。
美国防止儿童性侵犯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很早就注意到，教育儿童固然重要，但真正能为儿童织起安全大网的是成人。从70年代女性主义组织的尝试开始，针对儿童性侵犯的教育从最初就面向家长和社区。芬克尔霍指出：“今天的美国是这样一个社会，更多的人必须经过筛选和背景检查才能成为对儿童负有责任的人。各团体和领域里的很多人，在性虐待问题方面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这些人在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在什么样的场合和他们的孩子接触时可能更小心谨慎。现在甚至连带有小孩的女性在寻找新配偶或男朋友或决定组织家庭时都可能会受到干预……所有这些措施可能已经减少了潜在儿童骚扰者与儿童接触的机会，所以，即使有骚扰儿童倾向的人的数量并未减少，但他们实施犯罪的机会大大减少。”
1962年，亨利·坎普发表《受虐儿童综合征》之后，美国政府开始考虑采用何种办法促使隐蔽的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件曝光。1963年，联邦出台了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一切与未成年人接触的人员，在发现儿童有被虐待或忽视行为时，有向专门机构报告的义务。早期，各州通常仅规定医务人员为报告主体，但随着儿童保护法律的完善，报告主体的范围大大增加，目前大多数州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人员都包括：社会工作者;教师、校长和其他的学校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心理医师或其他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儿童照料人士;法医或验尸官;法律执行机构人士。甚至，美国有18个州规定，任何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怀疑存在包括性侵在内的儿童虐待或忽视情形，都有报告的责任。在所有的州，发现了虐待行为却不报告的，会受到罚金或短期监禁的处罚。有报告义务却不报告的人还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同时，为保障报告人的权利，鼓励人们积极举报侵害儿童的行为，美国所有州的强制报告立法中均有免责规定。如果报告主体是“善意和真诚”的，依其所知“怀疑或有理由认为”儿童造到虐待和忽视，即使报告最终未获证实，报告人也不必承担责任。
当一个报告者怀疑儿童性侵行为发生，他可以直接联系法律执行机构，也可以拨通当地儿童保护机构（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简称CPS）的24小时热线。CPS主要负责处理家庭内部成员的侵害行为。CPS规定，热线接收的所有报告都会进入立案调查。个案按照情况紧急度分为P1～P4四个等级，由CPS接入组（Intake Unit）的调查员（Investigator）接手。P1是最紧急的案件，调查员必须在收到报案两小时内做出回应。针对儿童性侵报告的调查通常会有一个调查组负责，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一名专业的CPS工作人员、一名医生、一名心理咨询师、一名社工和一名执法机构人员。一旦性侵行为被初步认定，CPS将确保受害儿童的安全，而警方则将启动刑事调查。
从1977年亨利·坎普的宣战讲演到今天，40年的努力远非终点。2016年3月，《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的史蒂夫·波特接到线报，爆料人称，在佐治亚州的一起性侵案中，一位教练性侵一名未成年女运动员长达7年，在被警方调查前，美国体操协会竟忽视了针对这名教练的4次举报。《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组织了一支调查队伍，在超过9个月的调查过程中，采访了包括受害者、体操场老板、运动员、教练、警察、检察官和未成年人监护人在内的近100人，其中超过80人不愿意对外公布姓名。调查发现，从缅因到加利福尼亚，从华盛顿到佛罗里达，约有115名从事教练或队医等职业的成年人不同程度参与了对青少年体操运动员的性侵。endprint
《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的报道在美国激起了一系列刑事调查，落网的嫌犯包括美国体操国家队前队医拉里·纳塞尔，美国联邦法院及密歇根州地方法院指控他犯下28项重罪，其中包括3宗一级性暴力犯罪。现年53岁的拉里·纳塞尔从1996年到2015年在美国女子体操队工作，包括悉尼奥运会美国女子体操队铜牌得主杰米·丹泽彻尔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奥运会女子体操金牌获得者在内的81名美国体操女将起诉他性侵。据《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报道，受害者对纳塞尔的性侵指控横跨18年，从1996年持续到2014年，其中大多数都是美国体操国家队队员，年龄从13岁到20岁。“在我的房间里，在我的床上，在我参加悉尼奥运会时住的酒店里，他都侵犯过我。”今年3月28日，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杰米·丹泽彻尔回忆20年前的遭遇时泣不成声，“当时我以为被他那样对待的只有我一个人”。
这起巨大的性侵丑闻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多年来，美国体操协会并非对此一无所知。有记录显示，协会编制的投诉档案涉及50余名教练，这些档案被保存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办公室的抽屉里。美国体操协会只是教育其成员停止性侵犯，并没有制定严格的制度并加以实施，更没有遵照强制报告制度向相关机构进行报告。有些被指控的教练多次被体操馆开除，却仍保留美国体操协会会员资格。部分受害者称曾收到来自协会主席斯蒂夫·佩尼的施压，被告知不能起诉著名教练。更加令人扼腕的是，美国前体操队员珍妮特·安托林也是纳塞尔性侵的受害者之一，她曾经把这件情告诉家人，后者的反应是：“别胡说了，纳塞尔是个多么好的人。”而在近20年后，在涉嫌性侵的行为曝光之后，仍有一些体操运动员的家长给法官和美国体操协会写信为性侵嫌疑人辩护。无论在40年前还是今天，在与儿童性侵犯罪的战斗里，任何轻率的成人、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和息事宁人的包庇者依然是罪恶最大的帮凶。
（参考资料：The Politics of Child Sexual Abuse，Nancy Whitti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Child Protection in America，Past，Present，and Future，John E.B.My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The Prevention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The Future of Children，David Finkelhor，Vol.19/No.2/Fall2009;《美國儿童性虐待的减少：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戴维·芬克尔霍著，石泽锋、陈晶琦译）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