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面对历史和苦难 选择深情凝视就够了吗
吴扬
近期上映引发公众热烈讨论的国产电影，除了一举打破内地票房纪录和观影人次纪录的《战狼2》，便是这部让“慰安妇”议题重回公众视野的纪录片《二十二》。这样一部原本小众的“现象级”纪录片，持续引发了观众有关慰安妇群体的关照、历史的真相与遮蔽、纪录片的社会介入等问题的讨论。在某种程度来说，这成为一件比评判电影本身的优劣更有意义的事情。
抢救式纪录
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前一天，冯小刚导演发了一条微博，转发了演员张歆艺写给他的信。信中张歆艺说道，导演郭柯几年前因为经费紧张，找到她出资赞助《二十二》的拍摄。电影即将上映，面临排片少关注低的困境，呼吁大家给予如此重要的题材应有的关注，保护电影排片。这条微博被转发了13多万次。由此，这部原本几乎不为人关注的纪录片，进入了公众视野。
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剧照
纪录片《二十二》工作照。导演郭柯（右）与林爱兰老人
作为国内首部进入院线，以慰安妇受害者为题材的纪录片，《二十二》选择于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天上映。电影首映当天，我去看了早场，早上10点，出乎意料，60多人的影厅差不多全坐满了。放映过程中，时不时能够听到观众的啜泣声。放映结束，片尾曲《九重山》响起，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场，全都安安静静等到片尾字幕结束。
“真诚”“感动”“了不起”几乎是所有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观感。而早在2016年年底，因为电影宣发经费不足，郭柯在网络发起众筹，获得超过三万名观众的支持。这些人的名字，也被郭柯一一写进电影片尾感谢名单中。
《二十二》排片一路逆袭。从上映当日3955场到16日2.9万场，仅仅两天的时间电影排片占比从1.5%飙升至10.9%，此后连续一周保持近10%的排片比。电影票房也一路走高，上映六日票房即突破一亿元，一举打破之前由陆川导演影片《我们诞生在中国》保持的6656万元国内纪錄片票房纪录。目前，《二十二》票房已达1.68亿元，创造了一个属于国内纪录片领域的“票房奇迹”。
一部原本从题材和类型来看都属小众的电影，获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郭柯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连连表示没想到，“是大家合力把它推到现在的高度”。
作为一个初涉纪录片领域的新手，郭柯此前唯一的纪录片拍摄经历是同为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短片《三十二》。郭柯说，2012年偶然读到《中国新闻周刊》一篇关于慰安妇韦绍兰的报道，起念拍下她的故事。这部讲述生活在广西桂林的九旬“慰安妇”老人韦绍兰和她的中日混血儿子罗善学故事的纪录片，正是郭柯接触“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开始。
和慰安妇老人的接触让郭柯意识到：这些老人实在太老了，从32个幸存者到22个幸存者，不过一年多时间。“她们走得太快了，再不拍的话，可能连22个都没有了。一定要赶紧做这件事。”抱着与老人生命赛跑的紧迫感，2014年开始，郭柯带领团队实地走访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五省29个地区，记录下22位老人的生存现状。电影呈现给观众的便是这22位老人的群像，片名《二十二》也由此而来。
8月12日，电影上映前两天，海南的黄有良老人在家中离世。至此，影片中22位老人仅剩8位在世。急速锐减的数字提醒着人们：对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关注和纪录开始实在太晚了，以至于《二十二》变成了很多老人一生中最后的影像记录。正因如此，电影被观众誉为一场“抢救式纪录”。
深情凝视
作为一个此前从事影视剧拍摄的导演，《二十二》是郭柯导演的第一部纪录长片。他的剧组同他一样，“全是剧情片剧组的配置”。此前没有任何人有过拍摄纪录长片的经验。
拍摄伊始，他就和剧组明确了任务：当时幸存的22位老人全部要拍到，“一个都不能少”。在纪录群像的同时，郭柯考虑到老人们性格、身体状况和拍摄条件等综合因素，重点讲述了毛银梅、林爱兰、李美金和李爱连四位老人的故事。
回想拍摄《三十二》的过程，自己让韦绍兰老人细致回忆痛苦过往，甚至为了丰富故事情节，还专门设计了让老人挑水、上坟等摆拍场景，郭柯说他心里过意不去：为了故事消费了老人，“太折腾她们了，我们不应该再去挖掘她们的痛苦”。
于是在《二十二》中，他放弃之前介入式和控制性的拍摄方式，不再过度询问老人们的过往经历，只做好“如实记录老人当下生活现场”这一件事。明确这一点后，郭柯在拍摄和后期剪辑时设定了严格的限制：只拍摄她们的当下，不引用历史画面，也绝不刻意剧情化。正因如此，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这些瘦骨嶙峋、脸上满是岁月沟壑的老人不再是“历史的物证”，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当这些老人回忆过往，忍不住哽咽流泪时，镜头会刻意拉远，摇向疏朗的天空、一动不动的云层、大雨如注的屋檐。
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正是电影对老人们最大限度的尊重打动了他们。那句“深情凝视”不打扰的口号，在郭柯看来，不仅是他个人对待这群老人的态度，也是整个剧组的共识。本片剪辑指导、台湾著名剪辑师廖庆松接受采访时说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毕恭毕敬、非常有诚意的观点。不打扰老人，让她们自由表达想法，是一种极度的尊重。很尊重的凝视，带着真情和珍惜，这个态度才是完成这部片子最重要的基础。”
当被问及为何电影中大量出现天空、云、飞鸟等空镜和缓慢摇移的长镜头时，郭柯告诉我：“这是我看到的老人们的真实生活环境，平淡而枯燥。”这些按照统一方式缓慢移动的镜头形成了一种模式化处理，恰恰取消了镜头可能有的感染力，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看”。但与此同时，这些镜头也给电影赋予了情感节奏：在时间的缓慢流逝中，凝视成为唯一选择，感受由此生发。能否直面老人生活中的平淡和枯燥，则是对观众的考验。正如一位观众所言：“99分钟的电影平淡冗长吗？那老人她们又是怎样日复一日熬过这份平淡冗长的呢？”endprint
这种深情凝视的记录方式，让《二十二》得到了一些电影奖项的认可。电影入围2016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时，组委会如此评价：“镜头小心而安静地倾听和观察，像水晶一样透明地记录故事。留白和沉默比语言表达了更多。”
历史缺席的疑问
《二十二》的豆瓣页面，一条“不谈技术，这部纪录片本身的意义值得五星”的评论获得了7000多次点赞。这也让讨论电影本身的优劣、导演处理慰安妇题材的方式是否妥当等问题，似乎变成一件不怎么“道德”的事情。在很多观众眼中，拍摄本身就意味着成功。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二十二》的表现方式，“深情凝视”在表达尊重的同时也引发了历史缺席的疑问。
电影聚焦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她们当下的喜怒哀乐。对于平静生活下涌动多年的痛苦，只有老人们的只言片语：韩国老人毛银梅自从年轻时被日本人骗到中国当慰安妇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提及以往她噙着泪水，连连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我记不住了”;山西老人李爱连特别爱笑，可一旦提及往事，她也露出悲伤的神情：“这些我之前都不说的”……过往一经提及，她们心底的怪兽就会瞬间苏醒，咬噬心脏。这些巨大的梦魇，碰不得，说不得。
电影不断告诉我们：面对老人们的眼泪，追问伤痛和回溯历史变得残忍和不近人情。采访时，我问导演：“你不觉得脱离历史语境的日常呈现失去了该有的重量吗？”他反问我：“如果她是你的奶奶，你会去挖掘所谓的历史吗？”在导演看来，电影的呈现已经足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更深刻”。
面对这种两难的困境，我们认同彼此，同样也无法说服彼此。对于这些曾经遭受过巨大苦难，一生都背负伤痛的老人们来说，“深情凝视”真的足够了吗？我们的“凝视”是否就能让这些幸存老人有尊严地度过余生？这是电影没有触及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1932年日本大举进攻上海，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效仿海军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方法，在上海设立慰安所。这便是慰安妇制度在中国的开端。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之下，20万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征强抢，甚至在广大农村地区，为了所谓“村庄的道理”（被日军占领期间，村民们觉得日军的长期统治已无可避免，为了保存村庄，使村子的日常生活继续下去，村庄便调整与日军的关系，包括通过维持会向日军供奉日用物资，甚至被迫完成日军强行摊派的女人数额），妇女们被村庄主动上交给日军，惨遭蹂躏。战争结束之后，这个悲惨的群体非但没从泥淖中脱身，等待她们的反而是更为持久的，乃至伴随一身的屈辱和污名化。“慰安妇就是妓女”的标签和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贞操观，让她们在传统道德体系中也被贴上了耻辱标记。她们不但要忍受旁人的闲言碎语，更要忍受自己父母、丈夫甚至孩子的嫌弃厌恶。“慰安妇”——这一原本意味“性暴力受害者”的词语——变成了老人们一生说不出口的污名。这种无声无助的巨大苦痛，影片中所展现的平静安详的生活能够真正疗愈吗？
现实中老人们的生活远比电影呈现得复杂残酷。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教授曾讲述过自己研究中遇到的故事：“经济上，她们没有收入，生活窘迫，很多人无儿无女，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系……在我们调查的早期，有一个武汉受害者由于贫病交加，孤身一人，实在無法活下去，就卧轨自杀了。”也因此种现实，《二十二》把个人从历史剥离出来，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置换成“经历过苦难的邻家老人”的方式，会让一部分观众觉得，老人们遭受的苦难失去了历史的重量。
对于历史叙事在电影中的缺席，郭柯有自己的看法：“我拍电影不是为了挖掘历史，还原历史。我没有这个义务和任务，我不是历史研究专家。我只是看到这些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老人，觉得她们很可爱。我就想拍下她们当下的状态，没有那么多束缚。”如郭柯自己所说的：《二十二》里面全是捕捉，捕捉她们的生活。不要去控制她们，跟着她们的节奏走，她们是怎样就怎样拍。
作为一部纪录片，《二十二》更像一个抽离了背景的陈述句。
纪录片《二十二》导演郭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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