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思考的艺术彻底改变你的思考方式
薛巍
美国学者艾伦·雅各布斯在《如何思考》一书中说，思考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耗费时间的事情，如今各种海量的、混乱的信息更是加大了思考的难度。
没人愿意动脑思考
美国英语教授艾伦·雅各布斯认为，近年来学者对思考的科学做了许多思考，但冷落了思考的艺术。心理学家卡尼曼说我们的思维有快和慢两种，快思考是直觉性思考，让我们迅速判断、对给定情境立即做出解读。慢思考是有意识的思考。我们大部分是作直觉性思考，只有当我们察觉到问题、矛盾和异常时，慢思考才会介入。心理学家乔纳森·哈达特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种差异：他说直觉性思考就像一头大象，有意识的决定者是骑手。其含义是，我们的直觉性思考非常强大，有自己的主意，但可以被轻轻地加以引导——技艺高超的、了解大象的意愿的人能引导它。“卡尼曼认为我们思考时要注意克服自己的一些偏见。但基本的问题是，我们都决心要避免思考。只有很少的人愿意思考。思考让我们感到麻烦和疲惫。思考会迫使我们脱离熟悉的、舒适的习惯，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复杂，会让我们跟自己敬佩或爱恋的人争吵。”
让思考变得更困难的是，我们每天接触到大量自称信息的东西，其实都是些胡说八道。这也不是新鲜事。艾略特在近百年前就写到过19世纪产生的一种现象，1920年他在《完美的批评家》一文中说：“19世纪堆积的知识或至少是信息造成了广泛的无知。当要知道的太多，当那么多知识领域用同样的词表达不同的含义，当所有人都对许多事情略知一二，一个人就很难弄清他是否知道他自己说的话了。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知道得不够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情绪代替思考。”
热点事件发生后，在事实没弄清之前，我们该如何站队？我们只能努力先形成一个观点，之后再修改也不是不可以。丘吉尔曾经说：“不会改变主意的人什么也改变不了。”有人指责经济学家凯恩斯朝三暮四，他回答说：“当事实改变时，我就会改变我的想法。你会怎么做？”艾伦·雅各布斯说，人们以这些名言来证明，我们应该保持头脑的开放，不要固守教条。但对于很多事情，我们就应该持坚定的信念而非开放的心灵，不然我们就无法取得认识和社会的进步。
切斯特顿曾经批评威尔斯以为开放头脑的目标就只是开放头脑，但开放头脑的目标跟张嘴一样，是为了咬住某个坚实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我们都在该坚定时不够坚定，在不该坚定时又十分坚定。雅各布斯说，对此我们应该采取中庸之道：既不固执又不怯懦、犹豫。洛杉矶道奇棒球队经理汤米·拉索达曾经说，管理球员就像手里抓着一只鸟，抓得太紧就会把鸟捏坏，抓得太松鸟就会跑掉。在思想上持一种立场也是如此：信念的坚定程度要介于死板和松弛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能犹豫不决，但也要随机应变。这很难做到，更复杂的是，知识也许是模拟的（渐变），做决定却往往是数字的（非此即彼），你也许认为某个候选人会比他的对手做得更好，但并不是绝对肯定，而在投票时却不能把70%的票投给A、把30%的票投给B。有时证据不充分或者相互矛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尽可能地得过且过。
情感会妨碍理智的思考吗？
许多人认为，为了很好地思考，一个人必须完全是理性的，而理性要求压抑所有的情感。雅各布斯以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经历来反驳这种观点。约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他严加培训，三岁就让他学古希腊语。小穆勒承认在这种养育方式下长大很艰难，他在自传中没有提及他的母亲，也很少提及他的弟弟妹妹，除了说他做过他们的老师。他说他父亲在与孩子们的道德关系中主要缺少的成分就是温情，他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以显示感情为羞事，把感情深藏心底，永远不给它流露的机会。
在1826年，20岁的穆勒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他的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他感到一片空虚。读书解决不了他的苦闷，把他的感受向人倾诉也得不到宽慰，他觉得他的父亲不能理解他精神上的痛苦，也没有必要使他想到他教育的失败，朋友们不会理解他的处境。这段时间他仍能做日常例行的公事，但只是机械地凭习惯的驱使去做，对于这种状况他觉得他不可能忍受一年以上。好在1828年秋天他读了华兹华斯的诗歌，把他从沮丧复发中解脱了出来，他分析这是因为华兹华斯的诗在动人的美景下含蓄着感情，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
詹姆斯·穆勒在培养他儿子时专注于培养他的分析和批判能力，认为诗歌在这个计划中没有什么作用。但小穆勒发现，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感情，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分析的头脑一直在区分、辨别，直到把整个精神世界变成碎片。这个头脑从哪儿获取能量把事物复原呢？小穆勒认识到，被动的感受性也需要培植、熏陶、滋养和指导。之后感情的培养成为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信条的重点。
穆勒对感情和想象力所作的辩护有两点。一是指出用分析能力解决问题是不够的，尤其当一个人的目标是要改善世界的话。一个人必须有一定的品格，有着把分析的成果组合成正面叙述的能力和倾向，才能做出有意义的行动。第二点是，当感情得到恰当的培养，当一个人生命中感情的部分是强烈而健康的，他对世界就会做出充分的反应。被风景之美打动是风景应该得到的反应；被穷人的处境打动是那种处境应得的反应。后一个例子跟穆勒尤其有关，因为他想做社会改革家，如果他的分析让他发现在一个富有的国家有人遭受贫穷是不公正的，如果他的感情跟他的分析不相称的話，那这个人就有问题。如果没有出现恰当的感情，他甚至不会劳烦去做揭露出不公正现象的分析。如果没有培养出情感，分析的功能可能根本不会起作用。穆勒认为，不可能把分析和感情分开，要做出真正的思考，整个人必须被调动起来，所有功能都要登场。
雅各布斯说，一些思考貌似不理性，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很理性。《纽约客》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认为，美国篮球运动员威尔特·张伯伦有件事做得很不理智：他不擅长罚球，如果采用低手投篮，他的命中率会提高。但他不愿意这么投，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姿势很女人气。也就是说，他因为担心别人对他的看法而牺牲了自己的成功。格拉德威尔做了一个错误的假定：如果张伯伦理性地思考的话，他唯一关心的将是他职业上的成功。但张伯伦在工作之余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跟女人上床。他在自传中说他跟两万名女性上过床。为此他在个人魅力方面需要一个好的名声。如果他想勾搭的女性听到有人说他的投篮姿势很娘娘腔，他可能就会因此而放弃这种命中率更高的投篮姿势。再说了，他继续采用以前更加阳刚的投篮方式又会怎样呢？也许每场比赛只是少得几分，但并不会影响整场比赛的结果。他为了创造更多的勾搭女性的机会，而放弃一些工作上的成绩，这一决定也许在道德上很可疑，但绝非不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