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长孙周吉宜(左一)-周作人手稿被拍卖后人追索 专家称研究价...
刘周岩
在人生的前17年，周吉宜与祖父周作人朝夕相处，只是“我在那个年代受到的革命教育，让我很难对我的爷爷产生亲密的感情”。人生的后半段，他主动选择回到周作人，用打官司、研究和整理资料的方式，维护周作人家族的权益，也重新理解自己的祖父。
身为周作人之孙
68岁的周吉宜是周作人的长孙，已从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位置退休8年。他现在每日的事情是处理和周作人著作、遗物相关的各类官司，整理和出版周作人资料，自己也搞周作人研究。公众面前，他相当程度上扮演了周作人家族代言人的角色。
他还清楚记得小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别人不太一样。“1959年我上小学的时候，人民大会堂有一个庆祝活动叫‘祖國十年我十岁，我们那一个年级的孩子基本都是1949年出生的。”平常一贯表现很好而且是班长的周吉宜理所当然地成为参加庆祝活动的学生之一，被分配了一个名额。有一天上课，周吉宜忽然被叫了出去，“教室外站了一圈人，有老师、大队辅导员、副校长和一个没见过的人。他们问我，你父亲叫什么，我说叫周丰一，又问你爷爷叫什么，我说叫周作人。他们就说没事了，你回去上课吧。然后我的名额就被取消了。”
周吉宜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父亲、祖父好像不太平常，而且这种不平常会对自己产生影响。在周吉宜的印象里，和自己朝夕相处的爷爷只是一个温和好脾气的老头。“我从没听他大声喊过别人。有时候我在院子里玩，他大概有事喊我，我装听不见，他最多喊我两次，我还不答应他就不再叫我了。”
和哥哥鲁迅（周树人）一样，周作人同样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二人一起在绍兴长大，一起在日本留学，“五四”时期一起在北大任教，共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直到1923年因为至今没有公论的原因兄弟失和，思想发展也愈发走上不同的道路。日本占领北平之后，周作人出任伪职，被称作“文化汉奸”，历史评价毁誉参半。
“我们院里有一棵枣树，院里各家平分。有一次听见两个阿姨谈论我们，‘他们家也想吃枣，也不看看他们家什么成分。”年幼的周吉宜回家问母亲自己是什么“成分”，母亲没有回答，只是叫他以后不要再参与院里小孩敲枣分枣的事情，家里从外面给他买枣吃。“可是小孩都要在院子里一起吃，大家你吃一个我吃一个，我拿着外面买来的枣，和其他人的形状都不一样。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周吉宜终于知道自己的“成分”，是一次放学时和同学一起回家。大家谈起各自家里的情况，一个女生忽然说：“周吉宜我知道你们家干吗的，我爸爸告诉我了，你爷爷是大汉奸！”
家里人对过往的历史从来不谈，一些事情上也会有所回避。奶奶周信子是日本人，家中有大量日文藏书，周吉宜很自然地想学习日语，但毕业于北京大学日语系的父亲周丰一始终是非常冷漠的态度。“我后来看父亲学生写的文章，说他如何深入仔细地教他们日文。但是我找他辅导日语，他没有给我讲过什么。”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吉宜自己通过阅读对家里的历史有了了解。1963年，周吉宜入学北京四中，这所聚集了全国众多重要家庭子弟的中学处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中心。“从1964年开始气氛越来越紧张，我也看了很多书，心里有了认识。‘文革真正来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震惊，觉得这是事情必然的发展。而且我也知道，因为我的出身，我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前途！”
1966年“文革”开始后，周作人和周丰一受到批斗。周作人曾两度写“呈文”：“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请求公安机关准许他安乐死，未受理睬。1967年5月6日，82岁的周作人被邻居发现于家中去世。1968年中学生“上山下乡”风潮中，周吉宜抓住机会，借着送站混上开往东北的火车，和几位同学一起去了北大荒，由此离开了北京，但始终离不开“周作人孙子”这一身份。
今天的周吉宜已经头发花白，和妻子住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小区里。在他家里，一半是关于文史方面的书，一半是电子学、工程、物理书籍。“文革”将结束时，他请父亲周丰一给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中仍在世的周建人写信，问能否帮助他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工作。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建人只是简短回复说自己虽官至高位，但有名无实，无力相助。周吉宜随“知青返城”风潮回到了北京，从北京铅笔厂锅炉工干起，靠着在四中时的理科底子和后续的自学，实现了不少技术创新，考上了大学，由工人变为工程师，后来做了中关村一家高科技公司的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
直到1988年，“文革”后落实政策将抄家抄去的周作人物品返还，其中有大量文献资料，包括两万余封来信和周作人1936年以后的日记，这批归还的材料让他产生了探索祖父历史的兴趣。“归还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这批文献长期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他们不愿归还，说已经申报了文物等级，属于国家文物。后来层层上报，当时的文化部部长王蒙说，别管几级文物，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按政策还给人家。”周吉宜回忆。
1997年，周吉宜的父亲周丰一去世，成为他将精力转向周作人研究的转折点。“有朋友跟我说，你别再‘不务正业了，你家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去世，你再不开始整理周作人的资料，遇到问题都没人问，而且这不是你一家的事。”周吉宜觉得有道理。他辞去了科技公司的职务，加入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由巴金倡议建立的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于一身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中心。周吉宜在发挥专长为博物馆建立计算机系统的同时，利用工作之便研究现代文学，整理和祖父相关的资料。
“这种兴趣更多是一种好奇，我想知道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尤其是对我产生这么大影响的祖父的历史。倒未必是出于血缘的情感原因，我和祖父之间的感情纽带似乎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过。”周吉宜说，尽管祖父去世时已经和自己生活了17年，但他始终和祖父之间有着情感上的距离，“我在那个年代受到的革命教育，让我很难对我的爷爷产生亲密的感情。”
“我到现代文学馆以后，很多人又开始以周作人孙子的身份看待我了。”以后的20年里，那个“非常和蔼、说话从来不大声”的老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成为周吉宜生活里每日打交道的人。
附逆问题的争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北平的学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任教的北京大学也宣布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南迁。但随着时间推移，南下队伍中始终未见周作人。
到8月30日，郭沫若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知堂即周作人），以一种急切的语气说：“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换掉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沫若还谈到，因为“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所以周作人是否南下对于打击日寇氣焰和给民众信心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1938年2月，周作人出现在日本军方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上。消息一出，举国哗然。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风、丁玲等18人联名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做最后的警告与挽回：“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胡适等人亦去信，劝其趁尚未“落水”之前尽快南下，保全清白。
谈及周作人滞留北平，周吉宜说：“周作人不离开北平，大家最熟知的原因是他家累很重，其实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很多原因。李大钊的子女委托周作人保管李大钊手稿、稿费等一系列事情，我父亲在北大的同学去参加革命，走前也把东西寄存在我家。很多这样的事情，他负有的责任很重。”周吉宜说自己也是在整理家中留存的从未发表的信件后才逐渐有所了解。
李大钊牺牲后周作人保护他的遗子李葆华并送其到日本留学的事广为人知，不过周吉宜认为外界的了解并不彻底。“根据我家里留存的周作人收到的来信，有据可查的李大钊的亲属向他求助的至少有11人。时间跨度从1927年李大钊去世到1945年周作人入狱持续了18年，事情各种各样，借钱、开路条去解放区、病了住院、孩子没学上，甚至于谁家没钱交房租欠债跑了还给他来信说，‘我行李还在原来房东家，请周先生去帮忙打包寄到我们老家。周作人为什么要管这些事呢？是为了他自己的什么利益吗？还真的不是。他有钱的时候帮，没钱的时候穷困潦倒了卖东西还帮人家。”
然而无论什么原因，在北平长期滞留后周作人还是“下水”了。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被人试图暗杀，左腹中枪而被衣扣所挡保住性命。这是继与鲁迅失和之外，周作人一生经历中另一件众所周知的重大转折性事件。周作人自己的说法是这是日方为逼他下水而实施的，但还有若干其他解释，此事在学界尚未有定论。
暗杀事件11天后，周作人接受了任命他为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周作人正式“落水”、成为汉奸的开端。周作人这一天的日记自然成为研究中的重要材料。钱理群等学者均曾引用1985年版张菊香主编《周作人年谱》所载该日日记，其中有“事实上不能不去，函复之”字句。“不能不去”由此成为讨论周作人落水心态的常用词。
“实际上日记根本不是‘不能不去，是‘不能去！”提及此事，周吉宜的情绪相当激动。周吉宜说，根据其手中的日记原件，完整语句为“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复之”（原文无标点）。其中“事实上不能去，当函复之”不知为什么被误引为“事实上不能不去，函复之”。周吉宜已将此问题发表，“不过国内学界对此没什么反应。好像只有北大高远东曾写文章谈及此事，但也是轻描淡写的态度”。
周作人研究者止庵向本刊证实，这一处日记确实被学界广泛错误引用为“不能不去”，原文当为“不能去”。不过周作人确实出任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不能去”又如何解释呢？止庵告诉本刊：“‘不能去不是说周作人不接受这个职务，而是他接受职务但不去上班，只领干薪，事务由其他人代管。这是‘事实上不能去的意思。”
无论如何，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职务成为周作人落水的开端，有此开头继而“顺流而下”，周作人又担任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并在汤尔和去世后根据汪精卫签署的伪南京政府委任状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成为华北敌伪政权中的重要官员。
当被问及这些字句上的误差是否影响对周作人事件结果与性质的判断时，周吉宜表示：“这是两回事。这件事反映的是国内学术界部分人对史料的态度，我拿着日记原件问过很多人，他们都说很清楚，很难是误认。如果不是误认，就只能是篡改了，可能篡改了之后对某些人的利益有好处。这种对史料的态度是不配称为学者的。篡改周作人日记，不是对于史料的阐释。对史料的阐释和观点有关系，观点每个人可以不一样，但对史料本身不能作假。”
官司与史料
周吉宜现在的许多精力放在了处理和周作人相关的官司上。在他家里放着若干个文件夹，其中放满了20多年来十几场官司的各类文件。周作人给后代留下的，不全是负面的遗产，也有有益的遗产，但它们在今天有时模糊了，周家决心要用法律明确它们属于自己。“诉讼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案子中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金额少于对方提出调解的金额，但对方不认错所以我们还是坚持打官司。我们要的是一个是非，要的是明明白白知道这是祖父和我们的权利。”
1995年的第一场著作权官司具有特别的意义。1992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未与周家协商出版了《周作人散文集》等六本书。此时距周作人去世还不到50年，其作品尚未进入公版期。周吉宜尝试与出版社交涉，尽管做好了在赔偿金额上谈不拢的心理准备，得到的却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答复：“周作人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其出版自由已被剥夺。”
抗战胜利后，因周作人出任伪职，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对其做出终审判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十年”。因时局动荡，监狱疏散，周作人仅服刑至1949年1月。新中国成立后，经胡乔木、周扬、沈钧儒等研究提议及毛泽东亲自批准，新中国政府对周作人的问题做了“宽大处理”，没有再追究周作人未服完的有期徒刑，亦没有没收其房产，同时生活上给予一定照顾，让其在家主要从事古希腊文学翻译工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文革”前。其间1953年北京市法院对周作人出任伪职问题再次做出“剥夺政治权利”的判决，后周作人申请恢复政治权利被驳回。这成为广电出版社说法的依据。
“听到这个说法我们也很疑惑，我们认为周作人是有著作权的，但没有经过法律上的确认”，周吉宜说。律师告诉他，著作权不属于政治权利，可以发起诉讼。周家认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于是打了第一场关于周作人的官司。1996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和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终审均判决广电出版社败诉，需对周家进行道歉、赔偿并停止侵权出版。“我们通过这场官司确认了周作人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自此算起，周吉宜共打了六场著作权官司，均胜诉。
明确周作人享有著作权后，更多的纠纷没有进入法律程序，周吉宜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办公室向侵权方协调解决。权保办主任吕洁告诉本刊，“20多年里，我们为周家追回了上百万元的侵权赔偿”。被问及周作人历史上的功过是否在调解过程中有所影响时，吕洁表示：“没有感受到，处理周作人的侵权纠纷和其他作家是一样的。”
2017年12月，周吉宜收到的一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令他感到十分不满意。2012年他发现嘉德公司拍卖了一份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成交价格为184万元。周吉宜認为这份手稿是祖父的财产，可能是“文革”或其他原因流失，周家人对这份手稿享有所有权。周吉宜第一次起诉嘉德公司，一审、终审均败诉。费尽周折获知手稿的拍卖委托人为唐弢后人，周吉宜在被告中加上了唐弢后人，重新起诉。然而西城法院再次给出了“不能认定原告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作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应予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定。“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我觉得这和周作人的身份有关系。当初钱锺书的手稿也被拍卖，杨绛很容易就查出了拍卖委托人并且叫停了拍卖。我们上访、打官司五年，直到今天也不知手稿现在在谁手里。”周吉宜说。
为周吉宜代理此案的律师邓泽敏告诉本刊，他觉得此次审理中在程序上有不合理之处，以至于拒绝对庭审记录签字，并决定不再继续代理此案。“造成这样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拍卖相关的法制建设不完善，和部分法官素质也有关系。我觉得和是不是周作人没有关系。”邓泽敏说，他当初接下这个案子的初衷是推动《拍卖法》的立法完善，因为围绕拍卖出现的法律漏洞并非个例。周吉宜决定继续上诉，目前已将此案的上诉材料递送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这些打官司的事不是最重要的，只是事情已经发生了，逼得我们要表明个态度。真正重要的还是整理资料”，周吉宜谈他对未来工作的计划。周吉宜手中的两万封周作人书信和周作人日记等材料，大多数从未发表过，但是因为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存放了20多年，所以有不少学者已经在研究中引用。“和鲁博关系好的人才能看到，之前曾有日本学者去鲁博申请查阅被拒绝。而且那些能看到资料的人在使用资料时有各种有意无意的选择及错漏。现在原件在我手里，我就更觉得把这些资料公开出版让所有人看到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者止庵告诉本刊，他同样认为关于周作人的基础史料的整理工作还非常初步。“经我手发现并且第一次发表的周作人作品就有40万字以上，其他散佚的还有更多。已有的材料也需要甄别，比如很多关于周作人的回忆录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写的，真实性十分可疑。周作人研究还处在初级的资料收集、整理、鉴别阶段，其实还谈不上真的研究。”
周吉宜说，目前学界的周作人研究，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学界能依据的只是不充分的史料，基于不充分的史料给出的只能是阶段性的成果。一些对周作人人品的评价，比如自私、懦弱、没有气节，我觉得真实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现在评价周作人，还太早”。
周作人长孙周吉宜
